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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

浪漫主義時期,1820-1860:散文家和詩人

2008.05.03
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美國國會圖書館)

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美國國會圖書館)

(此為《美國文學綱要》(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修訂本第三章,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翻譯。)

作者:凱瑟琳‧文斯潘克仁(Kathryn VanSpanckeren)

浪漫主義運動起源於德國,迅速擴展到英國、法國和其他國家,在1820年前後傳至美國,約在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和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以《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開闢了英國詩歌新時代之後20年。如同在歐洲一樣,全新的視野震撼了美國的藝術和知識界。然而,兩者之間有一個重大差別:美國浪漫主義的興起正值國家擴張以及美國開始在世界舞臺上嶄露頭角之際。民族意識的確立以及高漲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激情共同滋養了“美國文藝復興”的巔峰之作。

浪漫主義思想的中心是將藝術視為靈感、大自然的精神和美學層面、以及有機成長的隱喻。浪漫主義者認為,藝術——而非科學——最能夠表達世界的真實性。浪漫主義強調表現藝術對於個人和社會的重要性。美國浪漫主義時期最具影響力的作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他的散文《詩人》(The Poet)(1844)中宣稱:

……因為所有人都依賴真理而生存,也需要表達。在愛情中,在藝術中,在貪婪中,在政治中,在勞動中,在遊戲中,我們都在學習表達痛苦的隱秘。人只有一半是他自己,另一半是他的表達。

個人發展成為主要題材,自我意識則是主要方法之一。根據浪漫主義理論,如果自我和自然合而為一,那麼自我意識將不再會走入自私的死衚同,而是通向宇宙的認知模式。如果一個人的自我充滿人文精神,則個人在道德上負有革除社會不公以及救人于水火之義務。“自我”的概念在以前被視為自私的同義詞,現在則被賦予新的定義,由此産生了一些具有積極意義的新片語,如“自我實現”、“自我表達”、“自力更生”等。

隨著獨特、主觀的自我愈加重要,心理學領域也愈受重視。獨特的藝術效果和技巧被用來營造一種昇華的心理感受。“至極美景”(sublime)──恢宏中的美感(如一覽眾山小的氣勢)──可産生敬畏、崇敬、廣闊的感覺以及超越人類理解的力量。

大多數美國詩人和具有創造力的散文家都對浪漫主義持肯定和讚賞的態度。美洲壯觀的山巒、沙漠以及熱帶地區無不體現著至極美景。浪漫主義精神似乎尤其適合美國的民主制度:它強調個人主義,肯定普通人的價值,並在審美和道德價值方面追求給人啟迪的想像。毫無疑問,新英格蘭的超驗主義者──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和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及其同道人──受浪漫主義運動激發,追求一種新的樂觀主張。在新英格蘭,浪漫主義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超驗主義

超驗主義運動是對十八世紀理性主義的反動,也是對十九世紀總體人道主義趨勢思潮的宣揚。超驗主義運動的基礎是自然與上帝合二為一的基本信仰。每個人的靈魂被認為與自然完全一致,是自然本身的縮影。對個人靈魂與上帝完美統一的信念孕育了自力更生和個人主義的宗旨。

超驗主義與距波士頓西邊僅32公里的一個新英格蘭小村莊康科德(Concord)有著密切聯繫。康科德是原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的首個內陸定居點,四週森林環抱,從古至今都是一個幽靜安詳之處,距波士頓的講演、書店和大學非常近,因此文化氣息濃重,但同時又遠離塵囂。康科德是美國獨立戰爭的首次戰役的戰場,愛默生曾賦詩紀念這場戰鬥,《康科德之歌》(Concord Hymn)的開頭是美國文學中最富盛名的詩章之一:

簡陋的橋河水蜿蜒流淌,
他們的旗幟在四月微風中飄揚;
被圍困莊稼漢曾屹立於此
他們打響了震驚世界的一槍。

康科德是第一個鄉村藝術家的搖籃,在美國拜金主義世界之外提供了一片精神和文化凈土。這裡是生活簡樸的賢哲們高談闊論的地方(愛默生和梭羅都有自己的菜園)。愛默生於1834年來到康科德,提起這個小鎮,人們往往想到愛默生與梭羅,其實還有許多其他名人曾在此居住,包括小説家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女權主義作家瑪格利特‧富勒(Margaret Fuller)、教育家布朗森‧奧爾科特(Bronson Alcott)(也是小説家露意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父親)、詩人威廉‧埃勒裏‧錢寧(William Ellery Channing)。作為一個鬆散的組織,超驗主義俱樂部(The Transcendental Club)于1836年組建,主要成員包括愛默生、梭羅、富勒、錢寧、布朗森‧奧爾科特、奧裏斯特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著名牧師)和西奧多‧帕克(Theodore Parker)(廢奴主義者兼牧師)等等。

超驗主義者出版了一份季刊《日晷》(The Dial),首先由馬格利特‧富勒擔任主編,隨後由愛默生接手,發行了四年。他們不僅熱衷於文學,還關注社會改革。許多超驗主義者也是廢奴主義者,還有人參加了實驗性的烏托邦社區,如附近的布魯克農場(Brook Farm)(在霍桑的《福谷傳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中有描述)以及烏托邦公社“果鄉”(Fruitlands)。

與許多歐洲團體不同,超驗主義者從未發表過任何宣言。他們推崇個體差異──推崇個人獨特的觀點。美國超驗浪漫主義者將激進的個人主義推到極致。美國作家通常認為自己是置身於社會和常規之外的孤獨探索者。美國英雄——例如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筆下的亞哈船長(Captain Ahab)、馬克吐溫筆下的哈克‧費恩(Huck Finn)或埃德加‧愛倫‧坡筆下的亞瑟•戈登•皮姆(Arthur Gordon Pym)——在追求形而上的自我發現過程中通常遇到各種風險,甚至毀滅。在美國浪漫主義作家看來,任何事物均無定數。文學教條或社會常規非但沒有任何助益,反而充滿危險。當時有極大的壓力要同時找到一種真正的文學形式、內容和聲音。從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爆發前30年發表的諸多傑出文學作品中,可以明確看出美國作家成功地應對了這一挑戰。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

作為一代文學巨擘,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懷有一種宗教式的使命感。面對試圖顛覆基督教的指責,他指出,對他而言,“若要成為一個好的傳教士,就必須走出教堂。”1838年,他在母校哈佛神學院發表了一篇演講,譴責教堂的行為倣若“上帝已死”,過分強調教條,扼殺了精神。這次演講導致他在此後三十年中成為不受哈佛歡迎的人。

有人認為愛默生的哲學自相矛盾,他確實是有意識地避免構建一個有邏輯性的知識體系,因為這樣一個理性的體系不符合他對直覺達觀的浪漫主義所抱有的堅定信念。愛默生在《論自助》(Self-Reliance)一文中寫道:“墨守成規乃是心胸狹小的表現。”但是,他在呼籲催生受自然啟迪的美國個人主義方面卻始終如一。他的主要思想的大部分,亦即對新的國家願景的需求、個人經驗的利用、宇宙超靈的概念以及有關補償的原則,均體現在他最初發表的《自然》(Nature)(1836年)一文中。文章開宗明義即説: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懷舊的時代。它先輩們建造墳墓,編寫傳記、歷史與評論。祖先們面對面與上帝和自然聯繫,而我輩卻只能通過他們的眼睛與上帝和自然聯繫。我們為什麼不能享有與宇宙的直接聯繫呢?我們為什麼不能有反映自身感悟的詩歌和給人啟示的宗教,而不是頌揚傳統的詩歌和宣講歷史的宗教呢?我們躺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它的生命之流像小溪一樣在我們身邊環繞並流經我們的體內,用它的力量邀請我們和大自然一道行動,可我們為什麼還要在已經乾枯的骷髏裏摸索……?今天的陽光依然燦爛。田野裏有更多的羊毛和亞麻。我們有新的土地、新的人、新的思想。讓我們創造自已的作品、建立自已的法則、樹立自已的信仰吧。”

愛默生非常欣賞16世紀法國散文家蒙田(Montaigne)的格言風格,他曾經對布朗森‧奧爾科特説,希望自己能夠寫一本象蒙田那樣的書,“充滿歡樂、詩意、實務、神性、哲學、軼事和污點。”他批評奧爾科特的抽象風格缺少“照耀在男人帽子上和孩子勺子裏的陽光。”

愛默生的精神視野和現實的、格言式的表達給讀者以歡愉;康科德的一位超驗主義者曾非常恰當地將聆聽愛默生的作品比作“在鞦韆上蕩入天堂”。他的許多靈性洞見來自對東方宗教的閱讀,特別是印度教、儒教以及伊斯蘭蘇菲派經典學説。例如,在“梵天”(Brahma)一詩中,他借助印度教宣揚超越肉體感官的宇宙秩序:

血污的殺人者若以為他殺了人,
死者若以為他已經披殺戮,
他們是對我玄妙的道了解不深——
繼續,超越,然後

遙遠的,被遺忘的,如在我前;
陰影與日光
無異
的神祗在我現;
榮辱于我都是一

忘了我的人,他是失算;
逃避我的人,我是他的
翅;
我是懷疑者,同時也是那疑團,
我是那僧侶,也是他唱誦的詩

有力的神道渴慕我的居所
七聖徒也同樣癡心妄想;
但是你——謙卑的
善者!
你找到了我,而拋棄了天堂!

[譯者注:譯文引自百度,略加改動。]

這首詩發表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創刊號上(1857年),使不熟悉梵天(印度教最高的神)以及永恒和無限的宇宙精神的讀者感到困惑。愛默生給讀者的建議是:“讓他們説耶和華,而不是梵天。”

英國評論家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認為十九世紀最重要的作品是華茲華斯的詩和愛默生的散文。作為一位偉大的散文詩人,愛默生對許多美國詩人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包括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埃德溫‧阿林頓‧羅賓遜(Edwin Arlington Robinson)、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哈特‧克萊恩(Hart Crane)以及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他還對約翰‧杜威(John Dewey)、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弗裏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以及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哲學思想産生了深刻影響。

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

身為法國和蘇格蘭後裔的亨利‧戴維‧梭羅出生在美國馬薩諸賽州的康科德,並且終生定居於此。他家境貧寒,和愛默生一樣,一邊做工,一邊在哈佛讀書。在一生中,他把物質需求降至最低水準,靠非常少的一點錢來維持生計,從而保持他的獨立性。實質上,這種生活方式即為他所追求的事業。他從不隨波逐流,自始至終努力按照自己設定的原則生活。這一嘗試是他許多著作的主題。

梭羅最重要的作品是《瓦爾登湖》(Walden),又稱《林中生活》(Life in the Woods)(1854年),這是他在康科德附近瓦爾登湖畔愛默生名下的土地上自建的小屋中居住了2年2個月又2天(從1845年至1847年)的結晶。這部長篇詩體散文激勵讀者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並尋求生命的真諦。在《瓦爾登湖》中,梭羅有意識地將這段時間縮短為一年,並且精心設計作品的結構,使之呈現四季的更疊。另外,作品起始於最單純的世俗層面(在“經濟”一章中,他描述了建造小屋的各項花費);結束于對星空的冥思。

在《瓦爾登湖》中,梭羅,這位喜愛旅遊書籍同時也寫過幾本遊記的作者,卻一反常規,開啟了自我發現之旅,此前尚無一部美國作品在探索內心世界時達到如此深度。正如梭羅苦行僧式的生活,這本看似謙卑的書實為追求美好生活的經典指南。無論從詩歌還是哲學角度,這篇長詩般的散文都促使讀者去思考和體驗什麼是真正的生活。關於建造小屋的過程描寫得細緻入微,被認為是建造精神世界的具象比喻。在1852年1月30日的日記中,梭羅解釋了他為什麼喜歡紮根在一個地方:“我避免過多的旅行或去著名的地方,唯恐這樣做會完全消磨我的意志。”

梭羅的遁世和內斂方法類似于亞洲的冥思技巧,而其相似性絕非巧合:如同愛默生與惠特曼一樣,他深受印度教和佛教哲學的影響。他最珍愛的財富是他與愛默生共用的亞洲經典藏書。他相容並蓄的寫作風格得益於希臘羅馬經典著作,像水晶一樣清澈,一語雙關,並像文藝復興後期的英國形而上學作品一般充滿隱喻。

在《瓦爾登湖》中,梭羅不僅親身驗證了超驗主義的理論,並且再次展示了19世紀美國社會的集體經歷:拓荒。梭羅認為他的貢獻在於用語言重新喚起對野外生活的嚮往。他在1851年一篇未標明日期的日記中寫道:

“英國文學作品,從吟遊詩人時代到湖畔詩人(Lake Poets)——包括喬叟(Chaucer)和斯賓塞(Spenser)以及莎士比亞(Shakespeare)和彌爾頓(Milton)——流露著不太清新,也不太野性的風格稟性。它實質上是馴服而文明的文學,映現出希臘與羅馬。她的荒野是片綠林,她的野人是一位羅賓漢。她的詩人熱愛自然,但是她本身沒有多少自然。她的編年史告訴我們她的野生動物何時滅絕,而非她裏面的野人何時絕種。因此需要有美國。”

受《瓦爾登湖》啟發,愛爾蘭的愛國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寫下了《茵夢湖島》(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而梭羅的散文《論公民的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則論證了公正的個人基於良知消極抵制不公正的法律之必要性,啟發了20世紀印度獨立領袖甘地(Mahatma Gandhi)和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對於當代讀者,梭羅是最有魅力的超驗主義者,這源於他的生態保護意識、自己動手的獨立性、對廢除奴隸制的道德承擔、以及公民不服從與和平抵制的政治理論。他的思想在今天仍充滿活力,而他銳利的、充滿詩意的文體以及深入觀察的習慣也並不過時。

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

沃爾特‧惠特曼生於紐約長島,家境貧困,曾做過業餘木匠,他的作品立意獨特,提倡新觀念,體現了美國的民主精神。惠特曼主要靠自學成材,他11歲輟學打工,沒有像大多數美國作家那樣受過傳統教育,因而也沒有像他們那樣雖然造詣很深卻不過是英國文學的模倣者。他的代表作是《草葉集》(Leaves of Grass)(1855年),這是他傾注了一生心血不斷修改重寫的詩集,其中包括美國文學史上最具有獨創性的詩篇“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愛默生和其他幾位作家對《草葉集》熱情洋溢的讚美確立了惠特曼的詩人地位,但這部著作在當時並未受到大眾歡迎。

《草葉集》是一部歌頌萬物的詩集,反映了作者非凡的洞察力,受到愛默生作品的啟發,尤其是他的散文《詩人》。在這篇文章裏,愛默生預言會有一位心胸開闊、充滿活力、具有普適性的詩人,而出於難以知曉的原因惠特曼恰恰具有這些特徵。“自我之歌”獨具創意,採用無韻的自由體,公開讚美性慾,反映出生機勃勃的民主精神,詩人的自我與詩、宇宙以及讀者融為一體,把浪漫主義演繹得淋漓盡致,這一切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詩歌的發展方向。

《草葉集》是一部象美洲大陸一樣宏大、充滿活力和自然的作品;它是數代美國評論家一直呼喚的史詩,但當它誕生後批評家們卻視而不見。“自我之歌”具有很強的節奏感,恰似一首充滿渴望的樂曲,激蕩起無窮無盡的漣漪:

我的纜索和沙囊離我而去……
我環繞著起伏的山岩,手掌遮蓋各洲的大陸
我隨著我的幻想前進。

這首詩中包含大量具體的景象和聲音。惠特曼筆下的鳥不是傳統詩歌中“帶翅膀的精靈”,而是“夜晚來到沼澤邊緣,以幼蟹為食”的黃冠蒼鷺。惠特曼似乎將自己投射到他所見或所想像的一切。他是人民大眾的一員,“航行到每個港口去交易和冒險,/ 像所有人一樣,追隨現代的潮流,充滿渴望但缺乏毅力。”但他同樣也是受苦的個體,“年老的母親,被誣陷為女巫,在點燃的幹柴上燒死,她的孩子們在旁邊觀望……我是被獵狗追逐的奴隸,掙扎躲避它們的撕咬……我是那個胸骨折斷、化作肉泥的救火員……”

在創造民主美國的神話方面,惠特曼比任何其他作家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美國人或許是地球上有史以來最具詩人氣質的民族,可以説美國就是最偉大的詩篇。”惠特曼的這句話勇敢地打破了美國太粗俗、太年輕、不會有自己的詩人的流行觀點。他塑造了一個永恒的美國形象,其特徵是不受約束的想像力和富有開拓精神、來自世界各國的人民。英國小説家和詩人D.H.勞倫斯(D.H. Lawrence)把他恰當地稱為“自由之旅”(open road)詩人。

惠特曼的許多詩中都張顯了他的偉大之處,其中包括《布魯克林輪渡》(Crossing Brooklyn Ferry)、《跨出永不止息的搖籃》(Out of the Cradle Endlessly Rocking)以及《當門前的丁香花最後一次開放時》(When Lilacs Last in the Dooryard Bloom'd),最後這首詩是悼念林肯去世的動人輓歌。另外一篇重要作品是他的長篇散文“民主的前景”(Democratic Vistas)(1871),寫于工業化興起的“鍍金時代”,抨擊了毫無克制的拜金主義。在這篇文章中,惠特曼中肯地批判美國以“巨大的財富和強大的工業”遮掩了靈魂深處“乾涸貧瘠的撒哈拉”。他呼籲用新的文學來拯救美國人的精神(“不是要使作品更完美,而是要讓讀者更完善”)。但是,惠特曼所追求的不朽精神最終還是體現于他的“自我之歌”中。在這首詩中,他將浪漫主義的自我置於詩的意識中心:

我讚美自己,歌唱自己,
我的一切想法,與你無異,
因為我全身的每一個原子,同樣屬於你。

惠特曼宣稱萬物同源,並且都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其作品對今天的讀者依然具有震撼力。他擁有幾近無限的創造力,他把個人經歷變成詩,普通美國人變成詩人,讀者變成創造者,並且發明瞭歷久彌新的“實驗”——或稱“有機”——文學形式。

紳士派詩人

波士頓紳士派詩人(Boston Brahmins)(出身名門望族、受哈佛教育的階層),在他們那個時代是美國最受尊敬、 真正受過良好教育的文學界仲裁人。他們衣食無憂,有大量的空余時間,信守新英格蘭關於勤奮及尊重知識的嚴格道德原則。

在較早期的清教徒時代,波士頓紳士派詩人通常是牧師;在19世紀,他們則成為教授(通常在哈佛大學任教),其中有人晚年擔任大使或獲得歐洲學術機構授予的榮譽學位。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曾到過歐洲或在歐洲接受教育,對英國、德國和法國以及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思想和著作非常熟悉。紳士派詩人來自上流社會,但對民主持同情態度,通過在3000多個講壇演講以及兩本最具影響力的波士頓雜誌——《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和《大西洋月刊》——把歐洲紳士的教養和觀念帶給美國各階層。

紳士派詩人的作品融合了美國和歐洲的傳統,致力於大西洋兩岸文學的一體化。這些學院派詩人試圖通過將歐洲的精髓引入美國文學來教育普羅大眾並提升其素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總體效果卻是保守的。由於堅持歐洲的風格和形式,他們實際上延緩了獨特的美國意識的發展。雖然出於好心,但他們保守的背景使之無法認識梭羅、惠特曼(紳士派詩人甚至拒絕在社交場合與他會面)以及埃德加‧艾倫坡(甚至愛默生也把他視作“打油詩人”)的勇敢創新。紳士派詩人是所謂“紳士傳統”的柱石,整整三代美國現實主義者必須與之抗爭。部分由於他們善意而廣泛的影響,幾乎過了100年,惠特曼、梅爾維爾、梭羅和坡等具有美國特色的天才作家才在全國得到普遍承認。

亨利‧沃茲沃‧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

最重要的波士頓紳士派詩人包括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和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James Russell Lowell)。朗費羅是哈佛大學現代語言專業的教授,也是當時最知名的美國詩人。他融合美國和歐洲的傳統,創造了一種朦朧、超越時間、富有傳奇色彩的文學風格 。他寫了三部以北美民間傳奇為素材、採用歐洲詩歌韻律的長篇敘事詩:《伊凡吉林》(Evangeline)(1847) ;《海華沙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 (1855),和《邁爾斯•斯坦狄什的求婚》(The Courtship of Miles Standish)(1858)。

朗費羅還編寫了現代語言課本以及一本名為《海外集》(Outre-Mer)的旅遊書籍,後者重述外國的傳奇故事,模倣了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的《見聞札記》(Sketch Book這些長篇史詩的價值由於墨守成規、多愁善感以及缺乏深度而受到影響,但他的短篇田園詩——如《紐波特的猶太人墓地》(The Jewish Cemetery at Newport)(1854)、《我失去的青春》( My Lost Youth)(1855)、《潮起潮落》(The Tide Rises, The Tide Falls)(1880)——依舊令人著迷。

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

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在朗費羅退休後成為哈佛大學的現代語言教授,堪稱美國文學史上的馬修‧阿諾德。他原本是詩人,但是逐漸喪失了詩人天賦,最後成為著名的評論家和教育家。作為《大西洋月刊》的編輯和《北美評論》的共同編輯,洛威爾發揮了巨大的影響。他的《寫給批評家的寓言》(A Fable for Critics)(1848)對美國作家進行了詼諧中肯的評價,例如:“坡來了,帶著他的烏鴉,像《巴納比‧拉奇》(Barnaby Rudge)一樣/有五分之三的天賦,五分之二的裝模作樣。”

洛威爾在妻子的影響下,成為一個自由派改革家、廢奴主義者以及婦女參政的支援者,並支援制定法律禁止童工。他的《比格羅詩稿——第一集》(Biglow Papers,First Series) (1847-48)塑造了一位叫荷西亞‧比格羅(Hosea Biglow)的主人公,他是一個精明但沒受過多少教育的鄉下詩人,主張對方言詩進行改革。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菲利普‧弗蘭諾(Phillip Freneau)都曾利用聰明的農夫作為其傳聲筒,發表社會評論。洛威爾採取同樣的手法,將殖民地“角色”傳統與使用方言的新現實主義和地區主義聯繫起來,這種藝術手法在19世紀50年代開始流行,到馬克‧吐溫手下變得爐火純青。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是一位著名醫生和哈佛大學的解剖與生理學教授,也是三位知名紳士派詩人中最難歸類的一位,因為他的作品不拘常規,內容豐富,包括幽默散文集(例如《早餐桌上的霸主》(The Autocrat of the Breakfast-Table),1858)、小説(《艾爾西‧文納》(Elsie Venner),1861)、傳記(《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85)、以及風格迥異的詩歌,例如輕快的《副主祭的傑作》(The Deacon's Masterpiece)或《奇妙的單馬車》(The Wonderful One-Hoss Shay)、富有哲理的《洞穴裏的鸚鵡螺》(The Chambered Nautilus)、或反映熱烈愛國主義情懷的《老鐵皮艦》(Old Ironsides)。

霍姆斯生於馬薩諸塞州康橋市,亦即哈佛大學所在地,位於波士頓郊區。他是當地著名牧師的兒子,母親則是詩人安妮•布拉茲特裏特(Anne Bradstreet)的後裔。他在當時是智慧、知識和魅力的象徵,日後更是如此。他不是發現者或開拓者,而是傑出的詮釋者,從社會、語言到醫學和人性無所不包。

兩位改革家

在南北戰爭之前的年代中,新英格蘭處處閃爍著智慧的火花。一些明星在今天比紳士派詩人更耀眼,但在當時卻由於貧困、性別或種族而顯得缺少光彩。廢奴主義者約翰.格林利夫‧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和女權主義者/社會改革家瑪格麗特‧富勒(Margaret Fuller)的作品益發受到現代讀者的重視。

約翰.格林利夫.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1807-1892

約翰‧格林利夫‧惠蒂埃是當時最活躍的詩人,背景與惠特曼非常相似。他出生在馬薩諸塞州一個貧困的貴格會農民家庭,在農場里長大,沒有受過多少正式教育,後來成為一位記者。早在廢奴主義流行之前數十年,他就是積極的廢奴主義者。惠蒂埃以《伊恰巴德》(Ichabod)等反對奴隸制的詩歌備受尊崇,他的詩有時候被認為是地區現實主義的早期範例。

惠蒂埃鮮明的形象、簡單的結構以及民謠風格的四音步詩行頗具羅伯特‧彭斯(Robert Burns)早期作品的鄉土氣息。他最出色的作品是長篇詩歌《大雪封門》(Snow Bound),從詩人的兒時回憶中生動再現了已故的親人和朋友,當日新英格蘭遭受暴風雪襲擊,大雪封門,無法外出,他們圍坐在火苗跳躍的壁爐前取暖。這種簡樸的、宗教式的、非常個性化的詩體,在持久的南北戰爭噩夢結束後出現,是為逝者所寫的輓歌,也是治癒傷口的聖歌。它確認了永恒的精神、存在於回憶中的具有無限力量的愛、以及大自然不會稍減的美麗——儘管外面的世界中政治風暴肆虐。

瑪格麗特‧Margaret Fuller)(1810-1850

瑪格麗特‧富勒是一位傑出的散文家,在馬薩諸塞州康橋市出生成長。她出身小康之家,由父親在家完成對她的教育(女人不允許進入哈佛大學),並成為一名精通古典和現代文學的神童。她的熱情主要集中在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尤其是歌德,她曾翻譯了歌德的作品。

作為美國第一位引人矚目的職業女記者,富勒寫下了影響力巨大的書評和社會問題報告(如女囚犯以及精神病患者的待遇問題)。她的部分文章收錄于《論文學和藝術》(Papers on Literature and Art)(1846)一書中。在該書出版的前一年,她完成了《十九世紀的婦女》(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這是她最重要的著作,最初刊登在超驗主義雜誌《日晷》上(她從1840年至1842年擔任該雜誌的編輯)。

《十九世紀的婦女》是美國歷史上對女性在社會中的作用的最早探索。富勒在書中頻頻應用民主和超驗主義的原則,深入分析性別歧視的諸多微妙原因及其惡果,並建議採取積極的步驟加以糾正。她的許多思想具有驚人的現代性。她強調“自立”的重要性,認為女性缺乏自立的原因是“她們從小被教育接受外界強加給她們的規則,而不要自己獨立思考。”

從根本上看來,與其説富勒是一名女權主義者,不如説她是一名社會活動家和改革家,主張通過創作達到人人平等並享有尊嚴:

……讓我們明智行事,而不要阻礙靈魂……讓我們擁有同樣的創造力……讓它自由地選擇形式,讓我們不要以過去羈絆它,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黑人還是白人。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

在某種意義上,艾米莉‧狄金森是她那個年代與20世紀文學思想之間的聯繫紐帶。她在馬薩諸塞州阿姆赫斯特(Amherst)的一個信奉加爾文教的小村莊出生成長,後來成為一位激進的個人主義者。她一生未婚,過著違反常規的生活,表面看似平靜,內心卻充滿激情。她熱愛大自然,新英格蘭鄉下的鳥兒、動物、植物和四季變換都是她的靈感源泉。

由於狄金森的心靈極為敏感,也可能是為了有充裕的時間從事寫作(有些日子裏她幾乎每天完成一首詩),她的後半生大部分時間都在隱居。除了寫詩,她還為身為律師的父親操持家務,她父親是阿姆赫斯特的著名人物,曾當選國會議員。

狄金森並非博覽群書,但卻精讀了聖經、威廉‧莎士比亞以及經典神話作品。這些書籍成為她真正的老師,因為狄金森無疑是她那個時代最孤獨的文人。而這樣一位羞澀、鮮有交際、幾乎未曾發表作品也不具名望的鄉村婦女,卻創作了美國19世紀最著名的一些詩篇。因此,自她的詩在20世紀50年代被重新發現以來,大批讀者為之癡迷。

狄金森那簡潔、意象派的寫作風格,比惠特曼更富有現代氣息和新意。她的詩簡潔明晰,能用一個詞的地方決不用兩個詞,並將具體的事物與抽象的概念以極為精練的方式糅合在一起。在她最優秀的詩中,決找不到任何多餘的成分。她的許多詩嘲諷當時的多愁善感,有些詩甚至可以説是異端。她有時表現出一種令人畏懼的存在主義意識。像艾倫坡一樣,她對心靈的陰暗和隱藏面進行探索,並對死亡和墳墓進行戲劇化的處理。然而,她也歌頌簡單的事物,比如一朵花、一隻蜜蜂等。她的詩展現了非凡的智慧,但也經常表達人類意識在時間桎梏中掙扎的痛苦。她有出色的幽默感,她選擇的主題範圍和處理手法具有令人驚異的多樣性。她的詩通常以1955年出版的托馬斯•詹森(Thomas H. Johnson)標準版所做的編號識別,詩中經常出現奇怪的大寫和破折號。

和梭羅一樣,她從不墨守成規,經常將詞語和短語的意思顛倒,並使用似非而是的雋語增強效果。下文節選自435:

對於明察秋毫的眼睛--
無比瘋狂就是最神聖的清明--
無比清明則是最徹底的瘋狂--
在這裡,和別的方面一樣
也是多數在支配--
附和--你就是明智--
反對--你無疑就是危險,
並被鎖鏈加身--

在下面這首諷刺野心和官癮的詩中(288),她的風趣和機智體現得淋漓盡致:

我是無名之輩!你是誰?
你也是無名之輩嗎?
那麼我們是一對?
別説!他們會傳開去
--你知道!

多無聊--是--某某名人!
多招搖--象只青蛙--
訴説它的名字--漫長的六月--
對著一片讚賞的沼澤!

狄金森創作了1775首詩,這些詩一直是評論家們關注的對象,而他們對這些詩的看法通常莫衷一是。有些評論家強調她的神秘性,另一些則關注她對大自然的敏感;還有很多評論家注意到她的古怪、異國情調的魅力。現代評論家布萊克莫(R.P. Blackmur)則認為,狄金森的詩有時給人的感覺就像是“一隻説著英語的貓向我們撲來。” 她的詩簡潔、明晰、輪廓分明,是美國文學中最令人著迷和具有爭議的作品之一。

作者簡介:凱瑟琳‧文斯潘克仁,坦帕大學(University of Tampa) 英文教授,經常赴海外各地講授美國文學,富布賴特計劃贊助的美國文學國際學者夏季學院前院長。作品有詩歌和學術著作等。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士學位,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 http://iipdigital.ait.org.tw/iipdigital-mgck/index.html

艾米莉•狄金森(銀版相片,Harper & Bros.)

艾米莉•狄金森(銀版相片,Harper & Bros.)